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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领袖:领导变化会影响到我们命运

时间: 2013-08-24 08:09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秩名 点击:

    [导读]蒯大富: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

红卫兵领袖:领导变化会影响到我们命运
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资料图)

编 者按: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 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的命运的关切,我们采访了蒯大富。

64 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交谈的时候,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陷入思索。过去4年,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 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他自己将这种奇怪的恢复归结于180副中药的功效。

罗晓波却认为她的丈夫正每况愈下。这个小蒯大富17岁、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语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现在来,他还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来,就困难了……越来越糊涂。”

疾病缠身的蒯大富,目前正在为自己操持也许是此生最后一件大事:补办社会保险。但此事并不顺利,奔忙了半年多,一直没有拿下来。

“他们和我谈条文,说我不是调进深圳的,是迁进来的;交养老保险的时间又不够15年。按条文肯定是不行的,”蒯大富说,“但怎么发生这些事情的?这是特殊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我是蒯大富,这是核心问题。”

为 补办社保他走了不少关系,不免有些心烦意乱。有一次去见社保局某位领导,领导在12楼办公,发现这一层电梯的按钮是被取消的,没法停靠,他就下到10楼, 再步行上楼,结果那一层楼道门口也上了锁。座机、手机均无人接听。在此之前,社保局发生过官员被人锤砍事件。蒯大富受到“此路不通”的刺激,即给那位领导 发去短信,“百姓与您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出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是不管怎么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走过来了,自己谋生吧,也还可以,”蒯大富说,“有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我说这种事不能干的,不能让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世事无常。30年前,命运之手将蒯大富从人生最高处推落,此后多年,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现在的蒯大富,也许还没有完成这种艰难的回归。

这个掉入尘埃的前风云人物,情绪并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罗晓波提及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显现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谈吐幽默,能一连讲出不少官场笑话。这种状态能够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蚀,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北京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29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15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1992年,在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不干政治。

尽 管有朋友规劝他们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 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据传还有指示要客客气气地将蒯大富请出北京。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 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但没被允许。

“走的时候就比较惨,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10几个小伙子,开着个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往纸箱里一塞,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为了让孩子能上一个完整的幼儿园,去而复返,罗晓波独自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北京。在此前后她自己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迫辞职了,因为她当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公开抛头露面,谈论自己与蒯大富的生活。

“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猖狂?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在 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 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

1970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商旅

“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2005年,蒯大富60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当 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 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个月,卖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 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买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 行,你买我100吨,那好商量了。”

1994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 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 价,1000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1.4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1.5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当 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买面子,和他同学合作4年半,总业务量做到 了9000多万。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90万,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22万外加一套房子,总计40来万。

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

“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经历,让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商海漂浮15年,他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一大摞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但终究名气太大,有关方面也要关照一下,有事没事会约他出去喝个茶吃个饭K个歌什么的。15年来,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当年一到深圳,为了躲避那些蜂拥而来的港澳及境外记者,他另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戴明”,以便缩小被干扰的目标。波折太多,一家人尽量避免任何是非,他们住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发起维权,叫了他们好几次,他们都坚决回避,不愿介入这种群体事件。

但 那个历史上的包袱,始终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摘脱。1990年代末,办理户口调动,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根据地方的规定,只有当地户口,孩子才可以上当地的 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女儿没有当地户口,申请报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后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罗晓波协议离婚。申请表上没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几个月 户口问题就落实了。

蒯大富将此看作是晚节不保,是一种被迫投降。“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让他稍微屈服一下,他说什么户口?怎么可能?很倔的那种人。”但在多方劝解下,实在没招了,也只得低头。

直 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复婚。他们的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她拒绝了。“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 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责任编辑: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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