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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营子

时间: 2018-09-30 14:35 来源: 沽源网 作者: 李富荣 点击:


   一片云从山顶飘过,倒映在蜿蜒的小河,山里的柿子红透了,让我想起她的笑容火热,燕子停在屋檐唱歌,孩子们轻轻地唱和,邻居家的炊烟升起了,让我想起那首熟悉的歌……
  这是歌手梁帅自己作词并演唱的一首名为《村庄》的歌。是啊,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谁的心头没有那首关于“乡愁”的歌?哪个村子的炊烟不升起?哪个村没有自己的故事?哪个村的故事不精彩?今天,就来讲一讲我们村——三道营子——那些被岁月尘封已久却又依然鲜活的故事吧。
 

村名的由来
 

  三道营子属于沽源县小河子乡,由大营子、刘家营子和罗家营子三个自然村组成。提到村子的由来,需要从当年的李俊说起。因为他是三道营子的创建者和命名者。
  李俊出生于崇礼县三道营子村(现清三营子),生卒年不详。李俊的父亲李志珍是清末捏泥人的手艺人,经常往来于崇礼和沽源、张北各地赶庙会,在庙会上捏泥人来卖。
  过去,沽源各地盛行赶庙会。四月十八是奶奶庙庙会,素有“农历四月十八,奶奶庙上祈娃娃”之说。农历五月十三,大二号等地就开始赶青苗庙会,祈求风调雨顺,青苗长势旺盛。到了六月六,坝头一带莲花滩、米克图和王保等地开始赶祈雨庙会。另外,在农历六月初三、初八、十三至十五等日子,蒙古人修建的石柱子庙、乌克河庙和玛拉盖庙等藏传佛教寺庙也会举行祭祀、跳鬼和送鬼等庙会活动。赶庙会期间,当地人会雇来戏班子唱大戏,买卖的、看戏的和逛庙会的聚在一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庙会多则半个月,少则三五天,最少也会有一天时间。
  庙会期间,李志珍那些色彩斑斓、神态各异的泥人特别吸人眼球,引得逛庙会的孩子们纷纷购买。那时候孩子几乎没什么可玩的,既没有变形金刚,也没有电视电影网络游戏,赶趟庙会,买个泥人玩玩,可能就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心愿。就这样,李志珍凭借高超的捏泥人技术,通过赶庙会赚了不少钱。
  转眼到了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这一年,隶属于察哈尔特别区兴和道的独石县,被命名为“沽源县”。第二年,沽源县首届政府实行清丈放垦,李俊用父亲捏泥人赚来的钱,买下了包括三道营子在内的大块土地。据说,当买地手续办完后,狡黠的李俊把政府的卖地人员留下喝酒,并趁机灌醉他,趁他睡觉的时机,骑着快马趁着夜色挪动界石,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展,向东挪到乌克河庙村南边,南到大脑包房后,西面一直延伸到韩家营子东边,北到大西洼南滩。这样,他就拥有了上百顷的土地。
  当时,三道营子地势低洼,还是一片荒水滩。李俊相中了这块儿地方有风水,第二年(1916年)就开始招徕长工、佃户,筑舍定居,这块儿荒水滩从此升起了第一缕炊烟。随后,无计谋生的佃户、雇农相继聚拢来,三道营子就这样形成了。到解放初,村里已有十多户人家,后来逐渐发展到一百多户。因三道营子人口较多,附近的人也管它叫“大营子”。
  李俊创建了我们村,并以他的原生村崇礼三道营子村为之冠名。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村名复制。据说,李家的后人,有的搬到宝昌县永丰乡,并在那里建村,也用这种复制的方法,给那个村取名叫“三道营子”。
  过去的三道营子,其实包括在李俊地盘上建起来的好多村子,除了三道营子现在三个自然村外,还有小红石砬、五马驹和韩家营子等。所以,在稍微上点岁数的老人口中,三道营子还另有一个名字——李俊营子。这是因为李俊是村子的创建者,并且生活在这里的缘故吧。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因为李俊其人其事离他们已经很遥远了。
 

三顺堂——大贵院
 

  李俊选址三道营子定居,是听从了风水先生建议的。三道营子南面有一个小山坡(现称“小圆山子”),北面也有一个小山坡(现称“山药窖坡”),两个小山坡正南正北方向遥遥相对。风水先生认为,南面的小山坡是龙头,北面的是龙尾。也就是说,这是一条龙脉,居住在这里,会惠及子孙后代,还可能产生真龙天子。根据风水先生的推算,偏离龙脊一点的龙脉西侧,位置最为优越。于是,买下土地的第二年,李俊就依傍北面的小山坡,在“龙脉”稍靠西一点的位置建造庭院。对于后来投奔来的佃农、雇农,李俊只允许他们把房子盖在他家东面,不能在西面建房,就是怕他们抢走了好风水。
  院子修建得很气派,有高高的院墙、高大的黑油大门。院子里还有缸坊、醋坊,自家用来酿酒、做醋。李俊给他的庭院取名“三顺堂”。“三”在古汉语中有“多”的意思,“三顺”的寓意就是诸事顺利。所以,“三顺堂”寄予着李俊诸事顺利平安的愿望。村里人则管这个院子叫“大贵院”,可能也包含着对李俊家的敬畏和仰慕吧。就这样,李俊开始了他在三道营子三十多年的地主生涯。
  佃户中来得较早的,有我太姥爷王俊一家,还有乔家、梁家和郝家。我太姥爷做了李家的车把式,有点文化的乔先生做了他家的先生,梁疙瘩(外号,本名不知)当了他家的班头(即管家),郝家则做了他家的佃户。
  李家的厨师杨大师傅,据说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武功高强,早上起五更到大贵院做饭,从不叫人开大门,而是走墙头,一人多高的墙头,他竟如履平地。
  据老人们说,李俊是一个开明的地主。招来的佃户中,没土地的租给土地,没农具、牲畜的,给提供农具、牲畜。到秋天二八分成,地主占“二成”,佃户占“八成”。分的是割倒后捆起来的莜麦个子,佃户总是挑小的给地主,李俊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并不和佃户较真儿。
  每年县政府下派交公粮任务后,李俊总是象征性地跟佃户收一点儿,大部分由自己垫交。当地有“不够缴税,大户包”的说法。大户,在三道营子就是李俊家。交公粮时,李俊派长工王玉等人驾着马车,拉上用毛口袋装的莜麦,送往平定堡。王玉等人经常克扣交公的粮食,李俊心知肚明,却从不计较。
  李俊家有自己的地主武装,用来看家护院。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动荡岁月,像李俊这样的大户人家,生命财产随时可能遭遇危险。解放前夕,李俊一家撇下土地房舍,把洋钱装在煤油桶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三道营子,举家搬迁到了张家口。当时还是我太姥爷赶着马车亲自送去的。
  解放后,大贵院因无人居住、看管,逐渐破败,后来房屋的椽檩被拆下盖了大集体的碾房,砖瓦也逐渐被村民拆除。从此,三道营子不再有三顺堂大贵院,只有李俊打下的官井,历时一百多年依然存在,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在絮絮叨叨地述说着什么。
  刚建村时,李俊曾打过两口井,但都不能正常使用。说来很怪,挖山药窖几米就出水,再往深里挖,却没有水,或者水质很差。于是,李俊就请来专门打井的灵丘人,其中有个经验丰富的井匠,因腿瘸人送外号“老贾拐”。他一眼就看出哪里有水且优质,在他的指点下,官井就在我村诞生了。因全村人都吃这口井的水,所以村民亲昵地称之为“官井”。“官”在这里应是“公共”的意思。官井的水,不仅甘甜可口而且水量充足,据说有一年汤二虎(东北军阀汤玉麟)的部队在这里驻扎,千军万马,人吃马饮,也没吃完过井里的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道营子盛行打压水井,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了自己的水井,但压出的水咸涩难吃,只好用来饮牲口、浇菜,人吃的水仍然要从官井里挑。
  被风水先生称作“龙脉”的风水,还没等孕育出真龙天子,就被不懂风水的村民破坏了。龙头被埋了死人,龙尾则打了山药窖。村子因地势低洼,平地上挖不了几米就出水,人们只好把山药窖打在北面的小山坡上,而且全村人的山药窖都集中在那里。李俊走了很多年以后,有一个过路的风水先生,仍对此深感惋惜。
  改革开放后,三道营子青壮年大都外出谋生,村里人口越来越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回村定居。如今,只有留守老人们常聚在官井井房边,晒晒太阳,拉拉家常,偶尔谈及老李俊、大贵院和“龙脉”等话题,也只有在他们的记忆和话题中,这些陈年往事还是鲜活的。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由李俊亲手创建、存在了一百多年、曾有八百多人口的大营子,也会因整体易地搬迁而消失吧。
 

太姥爷和大贵院
 

  太姥爷名叫王俊,跟李俊同名不同姓。不知李俊俊不俊,王俊当年可是风流倜傥的俊小伙:身材魁梧,相貌堂堂。1897年,太姥爷生于内蒙古临河县毛庆和乡大坝沟村(可能是今乌拉特后旗大坝沟),但是解放后这里的区划几经变革,现在的地图上已找不到这个地名了。
  不知听信了什么人的传言,说独石县小河子一带粮食多得吃不完,用来烧火。到了1915年,祖太姥爷——太姥爷的父亲——就带着一家8口人,赶着花轱辘二套马车不远千里奔赴这个想象中的“富庶之乡”。那一年,太姥爷19岁。
  到了以后,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小河子人跟他们一样吃不饱。他们先到黑土洼,又辗转到小河子、元房子,整整一年都没找到合适的营生。第二年,听说李俊招人开荒种地,就举家搬来,从此在三道营子安家落户,一住就是一百多年,子孙已延续至第六代。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帮李俊家盖房子,修建三顺堂。
  有一年,李俊从草地买回一群马,雇来的蒙古马倌吃不惯莜面,日夜想着要离开,所以找个合适的汉人替代蒙古马倌,是李俊的当务之急。过去,大户人家的马倌不仅要会骑马,还要有过硬的马上功夫。恰巧,来自巴盟的太姥爷从小练就了一身漂亮的马上功夫。他去应聘,骑在马上从平地捡套马杆、捡洋钱这些面试科目,太姥爷都完成得很完美。面试通过,太姥爷正式成为李俊家的马倌、车把式兼保镖,并且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一直干到李俊一家搬离为止。太姥爷深得李俊信任,经常出入三顺堂内庭,没少接受东家的周济,也没少吃他家当干粮的卷罗子面(去皮黄莜麦面)拌红糖。在当时的坝上草原,这种面算得上是人间美味了。
 

姥姥家的顺山大炕
 

  顺山大炕,就是按房山走向盘的炕。姥姥家就有这样的一盘大炕,顺着房子的东山墙,从南窗下一直延伸到北面的一扇小窗下。当时感觉姥姥家的炕真的好大啊,大到占据了堂屋一多半的空间。我和二十几个表兄弟表姐妹就是在这盘炕上闹闹哄哄、吵吵嚷嚷地长大的。
  姥姥膝下有七个子女,四个女儿全部嫁到本村,三个儿子也都娶的是本村的媳妇。孙子外孙一大群,有事没事常聚集到姥姥家,在大炕上玩耍打闹,看留着雪白山羊胡子的太姥爷,挥舞着长长的蝇刷子,“唰,唰”地抽打空中飞舞打架的苍蝇,听他用西路口音讲过去的事情。
  尽管有土地可以租种,太姥爷又在李俊家当差,经常贴补家用,可因为人口多,日子过得依然是捉襟见肘。接受远嫁宝昌的姑姥姥的建议,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前后,太姥爷开起了车马大店。那时,姥爷、姥姥跟前已经有三个孩子,母亲刚刚出生。
  据大舅描述,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姥姥家当时有五间正房,西边三间自家住,东边两间掏空,用来作客房。从东边的屋子进去,屋子中间有一根承重的柱子,右边东山墙下是那盘顺山大炕,左边是一盘通间大炕——相当于整间屋子都是炕(南北长约5米,东西宽约3米)。客人多的时候,头朝里外穿插着睡,可以睡好多人。北墙根下盘着连接两盘大炕的连二锅台,一口直径约1米的大铁锅稳在锅台上,上面盖着分为两半的木质锅盖,锅盖上放着几层笼屉,笼屉上顶着尖尖的笼帽。大锅旁边是一口稍微小一点的锅,同样盖着小一点的两半个锅盖。
  连二锅台虽连接着两盘炕,却只与顺山大炕烟道相通,只能烧热顺山大炕。通间大炕则与门口左侧一盘锅台相连。大舅说天冷的时候,炕是必须烧热的,因为过去人们穿的盖的都单薄,全靠大炕取暖。为解决因炕太大、离锅台远的地方烧不太热的问题,两盘炕中部炕沿下都留有小灶,用来弥补炕大烧得少不热之缺憾。
  那时的车马大店,炕上一般是没有行李的,行李都是过客自备,被褥外面裹块毡子或山羊皮褥子就很体面了。有人就随身带一件破羊皮袄,那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客人中既有拉骆驼、赶马车的商贩、手艺人,也有耍猴儿卖艺的、货郎和讨吃子,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住宿过夜的,也有短暂休息搭肩的。
  那时,张库大道上拉骆驼跑长途做买卖的人很多,姥姥家灶膛里烧的常是形如栗子的骆驼粪。他们一般都会几人或十几人结伴而行,骆驼背上驮着水果、干货和点心等,一边走一边卖。天晚了,就到姥姥家过夜,人吃骆驼喂都在店里,吃住掏饭钱、店钱,骆驼掏站钱(牲口住店钱)。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店主卖给客人喂牲口的草料,就不能再收取站钱。所以,太姥爷要想卖点草给客人,必须假借他人的名义——这里边的奥妙还挺多。
  客商们有时要在店里住上几天,边休整,边卖货。有一年春节前夕,姥姥家来了一批大客户,院子里骆驼都站满了,足有二三十头之多。他们是在店里过的春节,人吃骆驼喂,盘费挺长时间。那一年,姥姥家收入颇丰。
  如果天色还早,还须赶路,客人就只是到姥姥家搭肩,吃口饭,喂喂马或骆驼,短暂休息一下,就又上路了。搭肩就是拍打肩上的灰尘,表示要稍事休息,吃点饭,喂喂牲口,补充点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车马店更像是现在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只不过,到服务区吃饭不用带米面,而到车马店吃饭有时要自带粮食。南方人吃不惯北方的面,就随身带些大米。带什么,店主就给做什么饭吃,只收少量的加工费;也有不带面吃店主家的,那样收费当然要高一些。
  我们这块儿主食是莜面,蘸咸菜汤汤。当时是按照和起来的莜面收费。饶阳来了个劁猪的,常住店里,给人劁猪换莜面,一顿能吃3斤6两和起来的莜面。
  姥姥通过长期磨练,练就了一手和莜面的绝活。不用秤,只用手抓,就能和出客人要的面的数量,准确无误,从不失手。面多的时候捏一笼窝窝,面少的时候也能捏出一笼窝窝,不过是窝窝的高低薄厚不同罢了。人多的时候,姥姥一个人忙不过来,太姥爷就来帮忙,他也会捏莜面窝窝呢!客人走的时候,有时要带干粮路上吃,姥姥就给他们蒸荞面大(dài)王(荞面掺点白面蒸的馒头)。
  姥姥家粮房里有一只两人合抱那么粗的大木桶,桶里通常是姥姥亲手腌制的芥菜疙瘩,那是过往客人及家人用来下饭或做莜面汤汤的。在那个年代的坝上农村,腌芥菜疙瘩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只要有咸菜,再难下咽的饭都可以把肚子哄圆。
  姥姥家院子很大,有牲口棚、碾坊,还竖着几根拴牲口用的石柱子。院门口两边竖着两根石条,每根石条上竖排打着三个碗口粗的眼儿,用木棒两两对穿,就形成三条不太直的平行线,这就相当于大门了。这样的大门挡不住人,却能圈住马和骆驼这样的大牲畜,既简单又实用。
  姥姥家的车马大店一直开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之前,作为村里唯一的车马店,姥姥家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像开会、工作组入驻这样的事,一般都选在姥姥家。五八年时,姥姥家还做过大食堂。村里人都管姥姥家叫“王家店”,农闲时常聚到王家店的顺山大炕上,跟天南地北的客人侃大山。由于太姥爷人缘好,再加上村民同情姥爷早逝,留下年迈的父亲和7个未成年的孩子,虽已入高级社,却没人认真追究王家店继续开店的事,所以王家店能一直开到文革前夕。
  姥姥家不开车马大店后,仍有一些老客户、老朋友常来落脚,也有顺便探望的意思,所以姥姥家的顺山大炕一直为这些人保留到上世纪80年代,太姥爷去世后好几年才拆除(通间大炕在不开店的时候就拆除了)。
  作为店主,太姥爷一直很是宽和、厚道。客人中付不起住店钱、饭费的大有人在,太姥爷并不把他们赶出去。炕那么大,闲着也是闲着,只要有家人一口饭吃,也给客人拿一双筷子。灵丘井匠老贾拐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常投奔到王家店里,蹭吃蹭住。
  有一年,赤城黑河姓卢的一家3口人,不知遭遇了什么困难走投无路,在姥姥家白吃白住4个多月,在顺山大炕上度过了整个冬天,过完年天气暖和了才离开。后来,这家人搬到宝昌,与姥姥家好多年保持着亲密关系。1968年,卢家父亲还特意从宝昌赶来,给已经18岁的大舅说媒,虽最终没有成功,但其拳拳报恩之心可见一斑。
  太姥爷排行老二,街坊邻居常喊他“二哥”,店里的老客户也喊他“二哥”,包括卢家父亲。王家店里二哥虽已去世三十多年,但一些老客户仍对他念念不忘。2011年,曾有山东货郎明知当年的二哥已仙逝多年,却仍然不远千里前来探望,到王家店旧址寻找当年的记忆,看看二哥已经年迈的孙子。大舅讲到这里时,不无遗憾地说,最后悔的就是没请客人吃顿饭,当时正盖房,太忙了。
  李俊和大贵院、太姥爷和顺山大炕的故事,已经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甩在后面,但讲情重义、宽和为人的处事之道,已经像3月的春风,浸润到村里的每个角落,成为备受推崇的家风、村风和民风,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子孙。
 

我家的铁匠炉



打 铁
 

  昏黑的小屋里炉火烧得很旺,火焰像是跳动的心脏,而“呼呼”的声响则是风箱沉重的呼吸。年长的铁匠手持长长的铁钳子,不停地翻动着炉火中的铁料。猛然间,红红的铁料被从烘炉中迅速夹出,放在铁砧上,顿时把漆黑的屋子照得通亮。稍微年轻点的铁匠朝手心里吐两口唾沫,绷紧全身的肌肉,双手抡起铁锤,朝铁砧上那块通红的铁料砸去……
  这样的一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家的铁匠炉里经常上演。年长掌锤的是我大爷爷,稍长抡锤的是我二爷爷,把风箱拉得“呼呼”作响的是我爷爷。哥仨是从山东过来的。因生活所迫,大约在1926年前后,有铁匠手艺的大爷爷带着两个弟弟到塞外谋生,在三道营子安家落户开起了铁匠铺。那时候,人们的生产、生活是离不开铁匠的。庄户地里用的锄、耙、镢子、铁锨、斧头和犁铧等,生活中的菜刀、剪刀、锅铲和门环等,都是靠铁匠打制而成的,所以,那个年代铁匠自有其生存空间。
  但是,当铁匠又是很苦的,又脏又累不说,还挣不了几个钱,连对象都很难找。那时,曾有《铁匠娶妻》的歌谣唱出这一悲惨情景:“有女不嫁打铁郎,成年累月守空房;正月初三打跑铁,出门带的狗干粮;临走缺少盘缠钱,跪了二叔求大娘;走了一载无音讯,愁得青丝挂寒霜。离家两岁不捎钱,家中老少炊断粮。出走三载无踪影,料定尸骨埋他乡……”
  幸亏,爷爷娶到了赤城黑河的奶奶,否则,世界上就没有我了。二爷爷后来回山东娶妻生子,过上了不少炊也不断粮的日子。这样看来,那时铁匠炉的收益还不错。只有大爷爷,因错过了结婚最佳年龄,终生未娶,在给两个弟弟都成过家后,终是尸骨埋他乡,没能再回到他的山东老家。
  解放后归了集体,大爷爷去世,二爷爷回了山东老家,我家的铁匠铺就名存实亡了。但是铁匠炉却一直保留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拆除。父亲是我家铁匠手艺的唯一传人,也是最后一位。他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聪明好学,自然就掌握了这门手艺。街坊邻居找父亲帮忙,他从不推辞。我小时候放学回家,常常看见铁匠炉燃着红红的火焰,不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是父亲在利用农闲时间,义务为乡亲们打制刀具、铲子这类小东西呢。作为铁匠,父亲最得意的作品就是我家现在还在使用的菜刀——用上好的钢材打制,刀背呈弧形,刀刃锋利无比,比市面上买的刀好使得多——无论是造型,还是质地,这把刀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如今,年近耄耋之年的父亲,仍然生活在三位爷爷初来时筑造的院子里,当年做铁匠炉、如今做柴房的小屋仍在,只是再也看不见三位爷爷的身影,再也听不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仿佛什么都没变。

(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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