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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前，我任多伦县大二号伪警察署的署长。一九四五年秋，我听一个姓法的回民人说八路军过来了，为了给自己寻找出路，我准备托他为我接头与八路军联系，但没有结果。后来我又让我的父亲马玉亭扮成商贩跟刘继芝到赤城县找八路军，也没能如愿。 一天，那个姓法的找到我说二道渠来了两个八路军，我急忙带了两个警察找到二道渠张家，见是两个年青人，经询问知道是八路军的便衣，其中有一个说是刘区长，于是我把他们领到大二号警察署，我们谈了一夜话，他们鼓励我要进一步维持好社会治安，等待八路军正式受降。第二天他们要回去，我送给他们二支枪和一百发子弹，还给了刘区长一件雨衣，本来他不收是我硬给他的，他勉强收下。 我欲投八路军的消息被原伪县警务科长鲍作臣得悉，他特意到梁后五号村召见我，即把我扣留，当时我手下有九个弟兄，他们要动手，被我劝阻。后来鲍说要大蒙公司收的莜麦和大烟，我答应全部交给他，他才放了我。回去后我便与曾当过伪警察署署长的辛玉祥商议去县城投苏联红军，他同意，当夜我与辛玉祥、郝德寿、霍广田四人骑马直奔县城，经吉吉嘎到黄土坎，留下郝、霍看马，我与辛摸黑进城。因对苏联军进城后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先到了小西街李家。他家是个栅子院，我们从房后栅子跳进，叫醒他家人，经问得知，多伦县已成立了临时政府，武瑞斋是市长，市政府设在娘娘庙。 翌日，我们到了市政府，正与武瑞斋谈话时，苏机动军总司令来此，武将我们介绍给他，说明我们是投诚来的，他赞称我们并告诉我们不要离开大二号，有情况给他打电话。出乎意识的顺利，使我们很兴奋。待到天黑下来，我们连夜出城赶到梁后五号鲍作臣处。借苏联红军的势力假称奉苏军旨意来收枪，迫使鲍作臣所部将长短枪械共72支全部交出。之后我令温广富赶牛车将这些枪送到县城交给了苏军城防司令部。 数日后，从大梁底来了一个老乡找我说八路军的县长来了，还有不少穿灰军装的骑兵，县长捎口信叫你到他那去一趟。我终于盼来了县长，马上骑马一口气跑了四十多里路到大梁底。进门后，哨兵也未加询问和阻拦，见到了察蒙骑兵团支队长吴广义和商云飞县长，我把日军撤离至苏军到来前后多伦城及大二号的社会情形和我本人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介绍，得到他们的肯定。商县长让我暂回大二号等候。又隔了两日，商县长从梁后五号又捎信叫我去见他。原来吴广义要率部队返回，让我把商云飞接到大二号住，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叫李天明，一个叫张慕汉，吴强调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也以性命担保，接受了留住商云飞等人的任务。之后吴广义率部转到二道渠后，要在二道渠安个联络所，捎信要两支枪，我拣了两个套筒子枪派人送到吴广义处，并借此机会把缴鲍科长的一支二十响自动步枪和一支“金鸡满槽”的德国造手枪连同一匹青马送给了吴广义。这时我见商县长他们的枪马也不行，就把三支手枪和几匹好马送给了他们。没住多久，商县长他们要进县城，我劝阻无效，便派警察护送他们到城南的沙坨子，他们就进城了。后来商县长从多伦捎信，叫我带全部人马去多伦，我们进城后分别住在同义泉栈房和义昌店。 我在同义泉商号见到了商县长。谈话间，有人找我，出去一看是任海等十来个人，他原是杨家店日伪警察署的署长，也正准备投降，问我怎么办，我请示商县长后，让他们住下。商县长和我谈话的大意是让警察交枪接受改编，愿意干的留下，不愿干的交出枪马回家，政府发给证明和路费。我当即表态：我的人我能作主，任海的人要慢一步跟他们商量，县长说以后不行，你去说与他们，我跟任海说了，任也表示同意，但他们的人有人反对，主要是土匪吴缺手不干。 当时任海带的人也住了两处，除义昌店住的人之外，还在同义泉栈房住些人。农历九月九日晚上，我陪同商县长一起到同义泉栈房找任海，商县长进屋与任海谈话时，任的一个部下把枪从我胳膊下伸过，对准商县长。我一看气氛不对，县长有可能遇害，于是向商县长说出去商量一下吧，拉上他就离开屋子，赶快到了拐角处。正在这时，一个骑马的人过来，商县长的警卫员喊口令，那人不答，骑马而去，警卫员朝天开了枪，枪声引起了住在同义泉栈房人的疑惧，他们（任海的人）朝我们开枪，我与商县长商议，让他们（商县长）暂避，由我回去劝降。我回屋内，任海他们非但不听，反而扣留了我，要我跟他们一起走。就这样他们扔下马匹，只带了枪支，把我裹协上，从大墙跳出，逃离了县城。 次日，这伙人把我弄到乱石窖营子。这伙共出逃的二十多人，此后便这躲一天，那藏一天，至到丰宁的七道河子，我才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回到了山东老家，以后这伙逃出的人都跟着任海参加了土匪队。 马川鼎：解放后定居在北京，住北京崇文门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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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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